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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經濟的生命力和活力研究
楊寶民 王希蘇 夏紅梅admin2026-02-11
王希蘇,英文碩士,比較文學博士,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時擴展至文化、政治、經濟的比較研究。在麻省理工學院獲管理碩士。在英、美、加世界200強公司任職高管,著作有 《領導的實踐》 (2008年出版)。
夏紅梅,中共黨員,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公共事業管理系執行系主任。
摘要
中國經濟“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貫穿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探索中,既體現在經濟制度設計、發展目標設定等宏觀層面,也融入民生改善、共同富裕等具體實踐。這一理念催生的“人民經濟”模式,以人民需求為出發點、以人民參與為動力、以人民福祉為歸宿,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本文從理論邏輯、實踐路徑和未來方向三個維度展開分析,初步構建了人民經濟的指標體系。
人民經濟的理論要能夠指導人民城市經濟發展的實踐:
產業發展是保障民生的基礎,財稅收入是改善民生的主要資金來源。要培養一批懂得經濟發展規律,善于推動產業規劃與產業鏈招商,勇于推動科技進步的優秀干部隊伍,這是實施人民經濟的根本保障。
圍繞人民經濟的深化與拓展,探索了未來方向。要設計忠誠于人民的國有企業經營者選舉、罷免和監督機制,根除企業層面的腐敗,保證國有企業的利潤用于改善民生。人民政府主要工作是創造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政府官員不再參與經濟中的具體經營活動,所有行政審批都需要接受人民監督,要為共同富裕提供具體的制度保障。
一、人民經濟的研究進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了前進道路上必須牢牢把握的“五個重大原則”,其中一個原則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新征程上,我們必須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人民經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重要概念,強調經濟發展以人民需求為導向、以人民參與為動力、以人民福祉為歸宿。
近年來,隨著共同富裕目標的提出和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深化,學界對人民經濟的理論內涵、實踐路徑及生命力與活力的研究逐漸增多。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從理論邏輯、實踐模式、制度保障、國際比較等維度,系統總結人民經濟的研究進展,并指出未來研究方向。
(一)、人民經濟的理論內涵與邏輯基礎
1. 人民經濟的定義與特征
人民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念與實踐的重要模式,其內涵可從多個維度進行闡釋:
在經濟運行與分配層面,人民經濟是一種集智聚力、以服務人民為根本導向的運行模式,強調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與共享。從黨的執政實踐來看,它是黨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廣泛凝聚民智民力的重要途徑。在經濟體制屬性上,人民經濟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集中展現,亦可視為人民至上、以實現人民生活幸福最大化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升級版和高級形態。
人民經濟深深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先進文化,整合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等多重力量,其內涵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范疇,是 “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范式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揭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發展規律。
在核心邏輯上,人民經濟以“人民邏輯”統領資本邏輯與工業邏輯,賦予市場經濟以鮮明的公共屬性,依托科技與工業體系等作為物質基礎,牢固確立人民在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與“人民主體性”實現了理論自洽。在功能上,人民經濟是組織群眾依靠科技進步和管理提升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形態,注重擴大勞動價值、提高勞動創造在分配中的比重;而傳統市場經濟偏重資本擴張,容易導致諸多社會問題和兩極分化現象。因此,人民經濟成為突破傳統市場經濟局限、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
現有文獻普遍認為,人民經濟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核心在于“人民主體性”。
- 主體性:人民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建設者和成果享有者(王一鳴,2022)。例如,中國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民營經濟發展等政策,激發了人民的創造力和市場活力(張維為,2021)。
- 目的性:經濟發展服務于人民需求,而非資本增值或GDP競賽(劉偉,2023)。共同富裕被明確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并通過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戰略縮小城鄉差距(李實,2022)。
- 包容性:強調發展成果的普惠共享,避免兩極分化。中國通過三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倡導慈善)構建社會公平體系(厲以寧,2013)。
- 鑒于我國扶貧取得重大成果,改革開放的成就是輝煌的,但是改革開放的部分成果被貪官階層掠奪,共同富裕尚未實現,今后需要加大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力度,從選舉制度和監督制度上改革,力爭逐步根除腐敗,在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上下大功夫。
人民經濟的政治制度保障框架
在享受經濟活動成果的基礎上,人民群眾擁有當作做主的政治權利,享受文化藝術等全面發展的權力。
2. 理論淵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
人類的發展經歷了自然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商品經濟幾個階段,全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資本主義是私有經濟的登峰造極,也是歷史向社會主義的轉折點。中國開創了“人民經濟”時代,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配套,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造。人民經濟是個體系,由經濟基礎、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宏觀原則、微觀政策組成。研究人民經濟必然與資本主義對照。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或人民性。現在是初級階段,過渡時期必然保留一些資本主義的痕跡,人們跟上歷史步伐需要時間。國內外與資本主義的斗爭仍然激烈。人民經濟的建設是“持久戰”。我們正在從“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轉變。中國的人民經濟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學者普遍認為,人民經濟的理論根基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思想(顧海良,2021)。
- 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企業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確保經濟安全與公共利益(如國家電網的“戶戶通電”工程)(楊瑞龍,2020)。
- 市場經濟與人民性的融合:中國通過“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既激發市場效率,又保障社會公平(林毅夫,2022)。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中國聯通混改)被視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典型案例(黃群慧,2021)。
(二)、國際比較與理論對話
1. 與西方“福利經濟”的比較
西方福利經濟強調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再分配,但易陷入“高福利陷阱”(如歐洲債務危機)。相比之下,中國的人民經濟更注重“發展型福利”,通過經濟增長和機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世界銀行報告,2021)。
2. 與“東亞模式”的比較
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通過政府主導和出口導向實現了高速增長,但面臨老齡化、少子化等挑戰。中國的人民經濟則通過“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在保持效率的同時更注重社會公平(林毅夫,2022)。
3. 與“拉美陷阱”的對比
部分拉美國家因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和收入分配不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通過區域協調、鄉村振興等戰略避免了類似問題,體現了人民經濟的可持續性(斯蒂格利茨,2023)。
(三)、研究不足與未來方向
1. 研究不足
- 理論深化不足:現有研究多停留于政策解讀,缺乏對人民經濟理論體系的系統性構建(如與西方經濟學的對話)。
- 量化研究欠缺:對人民經濟生命力與活力的量化分析(如指標體系構建)仍顯薄弱。
- 國際比較局限:多聚焦于國內實踐,缺乏對全球南方國家經驗的借鑒。
2. 未來方向
- 理論創新:構建人民經濟的理論框架,明確其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關系。
- 實證研究:通過案例研究、計量分析等方法,量化人民經濟的活力來源(如制度創新、消費、治理等)。
- 全球視野:探討人民經濟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方案。
結論
現有文獻普遍認為,人民經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其生命力和活力源于制度優勢、市場潛力、人民創新力和治理效能的協同。未來研究需在理論深化、量化分析和國際比較等方面持續突破,為構建更具包容性、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提供學術支持。
二、理論邏輯:人民經濟的核心內涵與制度基礎
1. 人民經濟的本質特征
“人民經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其核心在于:
- 主體性:人民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建設者和成果享有者,而非被動接受者。例如,中國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經營權賦予農民,激發了其生產積極性;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五六七八九”的貢獻(貢獻50%以上稅收、60%以上GDP等)體現了人民作為市場主體的創造力。
- 目的性:經濟發展服務于人民需求,而非資本增值或GDP競賽。中國將“共同富裕”明確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并通過“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戰略縮小城鄉、區域差距,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即是例證。
- 包容性:強調發展成果的普惠共享,避免兩極分化。中國通過“三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倡導慈善)構建社會公平體系,基尼系數從2008年的0.491降至2022年的0.466。
2. 制度保障:公有制為主體與市場經濟的融合
中國經濟的“人民性”根植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 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企業掌握國民經濟命脈(如能源、交通、通信領域),確保經濟安全與公共利益。例如,國家電網通過“戶戶通電”工程實現全國電力覆蓋,偏遠地區每戶通電成本高達數萬元,但企業仍以社會責任為先。
- 市場經濟活力:通過“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組合,激發人民創新潛能。中國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2012年的第34位躍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民營科技企業(如華為、大疆)成為創新主力軍。
- 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許非公有資本參與國企改革(如中國聯通混改引入騰訊、阿里等戰略投資者),既保留公有制控制力,又吸收市場效率,實現“國民共進”。
三、實踐路徑:人民經濟在中國的具體體現
人民經濟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最重要的路徑是依靠科技進步和藝術推動產業發展,優化產業布局,培育科技龍頭企業。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滿足人民的就業、教育、醫療需求。抓好生態環境保護,也是為了給人民群眾創造最佳的生活環境。
(一). 經濟規劃的導向: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用長期規劃的思維指導短期規劃和經濟活動,避免急功近利。經濟領域出現的面子工程和政績工程都是脫離群眾的短期行為,黨政領導的決策要接受人大代表和群眾的監督,實施科學民主的決策,依法施政。習近平同志在擔任廈門常務副市長期間,就主持了廈門的二十年發展規劃,為廈門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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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GDP(億元) |
GDP增長率(%) |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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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
約883。210 |
16.0(比上一年) |
約14443(城鎮) |
約13.5(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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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
8589.01 |
5.5(比上一年) |
約74249(城鎮) |
4.5(比上一年) |
數據來源-2024,2024年廈門市統計公報
注重以人為本,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進一步提高。廈門市榮獲了2004年“聯合國人居獎”。廈門的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不斷向好,吸引國內外游客逐步增加,2024年廈門市共接待國內外游客12823.69萬人次,同比增長16.55%。接待入境游客262.10萬人次,占接待總人數的2.04%。
我國“十五五“規劃就是要抓住人工智能的機遇,注重科技攻關,解決集成電路和航空航天主要技術難題,2030年完成載人登月,建設全球領先的智能制造工業體系,成為世界最強的科技大國和制造大國。在“十五五”期間我國要實現國家統一,爭取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204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
(二)、 依靠科技進步和藝術推動產業發展
在推動人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路徑中,科技創新與藝術賦能構成產業升級的雙重引擎。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封鎖圍堵,我國必須堅定不移走科技自立自強之路,通過持續加大研發投入突破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等戰略產業的"卡脖子"技術瓶頸。
2025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達39262億元,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二,標志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進入收獲期。值得關注的是,我國以500萬件有效發明專利的里程碑式突破,成為全球首個跨越此門檻的國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更連續六年領跑全球,在5G通信、量子計算、新能源等前沿領域構建起高價值專利矩陣,為產業升級筑牢知識產權屏障。
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既需要硬核科技支撐,也離不開藝術美學的深度融合。從工業設計的人機交互創新到品牌營銷的文化價值傳遞,從智能產品的情感化設計到服務體驗的場景化營造,科學技術與藝術創意正如產業騰飛的雙翼,共同塑造著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蛻變。這種"科技+藝術"的融合創新模式,正在新能源汽車、消費電子、文化創意等領域催生新質生產力。
展望"十五五"時期,若保持8%的年均研發投入增速,通過復利效應計算,2030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將突破5.7萬億元大關。這一持續增長的科技投入,不僅將為攻克EUV光刻機、航空發動機等戰略技術提供堅實保障,更將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加速形成以創新為引領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助力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戰略制高點。
產業發展的政策與制度創新:根據產業規劃和產業布局優化,吸引更多產業投資,依靠制度創新和科技進步,推動所在城市和區域產業發展,增加所在區域財稅收入。以深圳為例,從優惠政策驅動正在轉向制度創新驅動,特別是深圳形成了促進科技發展的若干政策,改革了金融與科技發展制度,初步建立了科技金融生態體系。
十四五”期間,深圳高科技產業成果豐碩。2021 - 2023年,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2.3萬家,年均增長超8%;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突破1.4萬億元,占GDP比重超41%;5G基站超6萬個,5G用戶普及率領先;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創新動能強勁 。深圳市2024年地區生產總值(GDP)為36,801.87億元,同比增長5.8%。
- 戰略性新興產業:2024年增加值超1.5萬億元,占GDP比重近45%,同比增長10.5%。
- 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24.9%,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長25.6%。 1
- 高技術產品產量:3D打印設備、工業機器人、電子元件產品產量分別增長35.8%、31.8%、21.3%。
2025年深圳GDP逾3.87萬億元,“十五五”期間深圳要增加1萬億元GDP,需要增加產業投資7000億元以上,主要依靠本地企業擴大投資規模和吸引外來投資,特別是高科技產業投資是重點。產業發展是保障民生的基礎,財稅收入是改善民生的主要資金來源。
(三)、民生導向:從“生存需求”到“發展需求”的升級
從滿足人民群眾的生存需求到滿足發展需求,這是發展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在共享發展方面,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領域投入,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質量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林毅夫2025)。中國經濟發展始終以解決人民最關心的問題為突破口,
文獻普遍關注中國在就業、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實踐:
- 就業優先:中國將就業作為宏觀政策“錨點”,通過“雙創”政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市場活力(蔡昉,2022)。2013-2023年,中國城鎮新增就業累計超過1.3億人(國家統計局,2023)。擴大就業從宏觀上主要依靠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武裝傳統產業,從微觀上主要依靠發展民營企業,搞活民營經濟是解決就業的關鍵。雙創政策未來需要調整,主要依靠有經驗的技術骨干和管理骨干創業,帶動大學生就業。
- 教育公平:九年義務教育全免費、高校擴招和職業教育改革(如“雙高計劃”)提升了人力資本質量(周濟,2022)。截至2024年,全國普通本科、職業本科、高職(專科)在校生總數為3891.26萬人。 具體構成普通本科:2085.91萬人,職業本科:40.68萬人,高職(專科):1764.66萬人 。我國未來教育重點要解決與實踐結合的問題,擴大企業導師的比例,重視學生的實習,完善實習制度設計,根據企業需要培養人才,解決教育與實踐脫節的問題。
- 醫療保障:建立全球最大基本醫療保障網(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通過藥品集中采購(如“4+7”帶量采購)降低藥價,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至2021年的78.2歲(李玲,2021)。未來我國要從深圳等發達城市開始實行免費醫療制度,繼而推廣到全國,通過免費醫療為民生兜底,讓人民敢于消費,推動我國經濟走出低谷。
(四)、共同富裕:從“效率優先”到“公平與效率統一”的轉型
共同富裕是人民經濟的核心目標,相關研究聚焦于:
- 區域協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并通過“轉移支付”縮小地區差距。2022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達10.06萬億元,其中對中西部地區占比超90%。2024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為102037億元,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較大。
- 鄉村振興:鄉村振興:“三權分置”改革(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歸農戶、經營權可流轉)激活了農村土地資源,2023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1691元,2024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業農村部,2024)。
- 要注重多產業融合促進產業發展,例如,到2030年我國抽水蓄能電站投入將達到9600億元,大力帶動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投入達到960億元。
- 數字普惠:利用數字技術擴大公共服務覆蓋(如支付寶“醫保電子憑證”覆蓋全國13億人)、降低創業門檻(如拼多多“農地云拼”模式幫助農戶直連消費者),促進機會公平。(謝伏瞻,2022年國家統計公報)。
- 今后我國需要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低收入群體的勞動收入,注重體制內和體制外退休工資的一致性。
(五)、 綠色發展:從“經濟增長”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升華
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人民經濟的范疇,中國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體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研究聚焦于:
: 污染防治:通過“藍天保衛戰”“河長制”等政策改善環境質量。2022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42%,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提高23.3個百分點。(來源生態環境部,2023年公報)。
- 能源轉型:中國風電、光伏裝機容量均居世界第一,推動“雙碳”目標落地(杜祥琬,2022)。大力推進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截至2024年底,我國新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4.1億千瓦(風電5.2億千瓦,太陽能發電8.9億千瓦),占全國總裝機容量的42%,首次超過煤電成為第一大電源),同時推動“雙碳”目標(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落地實施,建立全國碳市場并覆蓋年排放量 45 億噸的企業,通過能源結構優化與低碳技術推廣,為保障人民群眾長期生存環境奠定堅實基礎。
- 生態補償:新安江流域橫向生態補償試點等機制,讓保護生態地區的人民共享發展紅利(高培勇,2021)。新安江流域橫向生態補償試點,通過“水質對賭”機制,2012-2023年流域水質穩定保持Ⅱ類,浙江、安徽兩省累計投入補償資金超50億元,讓生態保護地區的人民在守護綠水青山的同時共享發展紅利,試點區域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較周邊地區高 1.2 個百分點,實現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協同推進。
四、生命力與活力:人民經濟的可持續性分析
1. 需求側:超大規模市場的內生動力
中國14億人口構成的超大規模市場,是人民經濟的“壓艙石”:
- 消費升級: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服務性消費占比達45.2%,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快速增長,反映人民從“物質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躍遷。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增長5.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1%。
- 內需拉動: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82.5%,高于投資和出口,表明經濟發展更依賴人民消費潛力釋放。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227元,比上年增長5.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1%。其中,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13016元,比上年增長7.4%,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重為46.1%。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227元,比上年增長5.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1%。其中,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13016元,比上年增長7.4%,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重為46.1%。
- 創新反饋:龐大市場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試驗場(如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從2020年的5.4%躍升至2023年的35.7%),形成“需求-創新-供給”的良性循環。
2. 供給側:人民創新活力的持續釋放
中國通過制度激勵和平臺搭建,激發人民創造力:
- 科研投入:2023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達3.3萬億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64%,企業研發投入占比超76%,民營科技企業成為創新主力。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為36130億元,比上年增長8.3%,實現穩定增長,投入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
- 專利成果:截至2024年底,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475.6萬件。其中,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97.8萬件,同比增長18.8%。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4件,提前完成“十四五”規劃預期目標。國內擁有有效發明專利的企業達到49.7萬家,較上年同期增加6.9萬家。
- 2024年,我國申請人提交的PCT國際專利申請、海牙體系外觀設計申請、馬德里商標國際注冊申請均穩居世界前列。其中,通過海牙協定提交外觀設計國際申請4868項,同比增長29.5%,躍居全球第一位。我國高價值發明專利中有13萬件同時在海外獲得授權,較“十三五”末增長近一倍;涉及1.6萬家創新主體,較“十三五”末增長6700余家,更多創新主體更加注重借助知識產權開拓國際市場,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
- 人才紅利: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012年的30%提高至2023年的60.2%,技能勞動者占比超30%,為產業升級提供人力支撐。2024年,全國共招收研究生135.68萬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7.11萬人,碩士生118.57萬人。在學研究生409.54萬人。
- 開放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自貿試驗區等平臺,吸引全球人才、技術、資本參與中國發展,2024年,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1.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5%。其中,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3580億元,占比29.8%,,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地位。
商務部統計,202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3.14萬億美元,連續八年排名全球前三。 境外企業覆蓋全球超過80%的國家和地區,年度經營狀況良好。202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3.14萬億美元,連續八年排名全球前三。 境外企業覆蓋全球超過80%的國家和地區,年度經營狀況良好。
3. 治理效能:政府與人民的協同共治
中國通過“共建共治共享”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 基層民主:通過“村民自治”“社區協商”等機制,讓人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如浙江“村民說事”制度覆蓋全省90%以上行政村)。
- 數字治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公共服務精準性(如“健康碼”在疫情防控中覆蓋14億人),增強人民獲得感。
- 風險應對:通過“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糧食安全戰略”等舉措,保障經濟穩定運行,2023年糧食產量達1.39萬億斤,連續9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
五、人民經濟指標體系的構建
“人民經濟”是以人民為中心、追求發展成果全民共享、注重社會公平與經濟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其指標體系的構建需圍繞“人民主體性”“發展共享性”“社會公平性”“經濟可持續性”四大核心特征展開。以下從理論框架、指標篩選原則、具體指標設計及實施路徑四個層面,系統闡述“人民經濟”指標體系的構建邏輯:
(一)、理論框架:人民經濟的四大核心特征
- 人民主體性
- 內涵:經濟活動以滿足人民需求為出發點,人民既是生產者也是受益者,享有發展決策權、成果分配權和監督權。
- 指標導向:需衡量人民參與經濟治理的程度(如基層民主參與率)、基本需求滿足率(如教育、醫療、住房保障覆蓋率)等。
- 發展共享性
- 內涵: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避免兩極分化,強調“共同富裕”目標。
- 指標導向:需關注收入分配差距(如基尼系數)、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如城鄉醫保報銷比例差)等。
- 社會公平性
- 內涵:經濟機會平等,規則透明,消除歧視性政策,保障弱勢群體權益。
- 指標導向:需衡量就業公平性(如性別、城鄉就業歧視指數)、社會保障覆蓋率(如低保、特困人員供養標準)等。
- 經濟可持續性
- 內涵:在滿足當代需求的同時不損害后代發展能力,注重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和長期增長潛力。
- 指標導向:需納入綠色經濟指標(如單位GDP能耗下降率)、創新驅動指標(如研發投入占比)等。
(二)、指標篩選原則
- 人民導向性
- 優先選擇與人民生活質量直接相關的指標(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公共服務滿意度),避免過度聚焦GDP等總量指標。
- 可操作性
- 指標需可量化、可監測,數據來源可靠(如國家統計局、專項調查),避免抽象概念(如“人民幸福感”需通過具體問題代理測量)。
- 動態適應性
- 指標體系需隨社會發展階段調整,例如,在數字化時代增加“數字與人工智能技能普及率”等新興指標。
- 國際可比性
- 參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等國際框架,便于橫向對比(如基尼系數、人類發展指數HDI)。
(三)、具體指標設計
具體指標不僅要考慮基本物質需求,還要考慮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考慮所在區域百姓的幸福指數。
人民主體性維度
- 經濟治理參與率
- 定義:公民參與基層經濟決策(如主管基層經濟工作領導選拔的投票、社區預算審議、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的比例。
- 數據來源:地方政府統計、企業年報。
- 基本需求滿足指數
- 定義: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基本需求的保障水平加權平均值。
- 示例:義務教育鞏固率×0.3 + 醫保(免費醫療)覆蓋率×0.3 + 保障性住房覆蓋率×0.2 + 養老金替代率×0.2。
- 精神需求滿足指數:所在區域學術自由度(滿分為100分)、言論自由度(滿分為100分)、所在區域幸福指數(滿分為100)
- 勞動者權益保障指數
- 定義:勞動合同簽訂率、最低工資標準達標率、勞動爭議調解成功率等加權平均。
發展共享性維度
- 基尼系數(收入分配)
- 目標值:<0.4(國際警戒線),中國需進一步縮小至0.35以下。
- 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數
- 定義:城鄉/區域間在教育、醫療、交通等領域的資源投入差距(如生均經費比、每千人醫師數比)。
- 財富分配透明度
- 定義:高收入群體資產申報覆蓋率、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覆蓋率。
社會公平性維度
- 就業公平指數
- 定義:性別、城鄉、殘疾人群體的就業機會平等性(如女性高管占比、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
- 社會保障覆蓋率
- 定義: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參保率,重點監測靈活就業人員和農民工群體。
- 反貧困韌性指數
- 定義:脫貧人口返貧率、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率、社會救助兜底保障強度。
經濟可持續性維度
定義:技術進步指數是衡量技術發展水平與革新效率的綜合指標,通常涵蓋研發投入、專利產出、成果轉化、產業應用等多維度數據。它通過量化分析反映技術迭代速度、創新質量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政策制定、產業升級和競爭力評估提供關鍵參考依據。
- 綠色經濟指數
定義:單位GDP能耗下降率、非化石能源占比、碳排放強度(噸GDP/二氧化碳)。
- 創新驅動指數
定義: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比。
- 全要素生產率(TFP)
定義: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反映經濟效率而非單純規模擴張。
(四)、實施路徑與挑戰
- 數據采集與共享機制
- 建立跨部門數據平臺(如整合統計、稅務、社保數據),解決“數據孤島”問題。
- 推廣第三方評估(如高校、智庫獨立調查),增強指標公信力。
- 政策協同與考核掛鉤
- 將指標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替代部分GDP指標(如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已試點)。
- 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等工具引導資源向弱勢地區/群體傾斜。
- 公眾參與與監督
- 定期發布指標報告,接受社會質詢(如人大代表審議、媒體公開辯論)。
- 建立“人民經濟”指標公眾滿意度調查,形成閉環反饋。
- 國際經驗借鑒
在國際視野下,需立足本土實際辯證借鑒經驗:一方面,參考北歐國家“高福利+高創新”的協調發展模式——以瑞典為例,其通過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基尼系數長期穩定在0.3以下)保障社會公平,同時依托教育投入與創新激勵政策培育了愛立信、宜家等全球領軍企業,其“福利與創新協同推進”的機制對我國有重要參考價值。綜合權威機構及近期數據,瑞典2024年人均GDP最可能區間為5.7萬至5.8萬美元,若以瑞典克朗計算則為60.6萬克朗。截至2024年,瑞典人均月收入約4.5萬瑞典克朗,折合約3.8萬元人民幣,年收入45.6萬元,但受行業、地區、職位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影響。
另一方面,需警惕“福利陷阱”風險,注重平衡公平與效率,德國的實踐可提供啟示:其通過 “雙元制” 職業教育將企業實踐與學校教育深度融合,既提升了勞動力素質(青年失業率長期低于歐盟平均水平),又避免了福利過度導致的勞動積極性下降,這一“以能力提升促公平”的路徑值得借鑒。
(五)、案例參考:中國“共同富裕”指標體系探索
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已試點以下指標: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組差距比(目標:從5.5:1縮小至4.0:1);
- 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目標:從1.96:1縮小至1.9:1);
- 每千人口醫師數(目標:從4.0人增至4.3人)。
小結:“人民經濟”指標體系的構建需突破傳統GDP導向,轉向“人民獲得感”為核心的多維評估框架。通過量化人民主體性、發展共享性、社會公平性和經濟可持續性,可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導向,同時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未來需進一步強化數據基礎、政策協同和公眾參與,確保指標體系動態適應社會需求變化。
六、未來方向:人民經濟的深化與拓展
- 從科技大國到世界第一科技強國
從科技大國邁向世界第一科技強國,是人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一進程需以自主創新為根基,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封鎖,構建全鏈條創新生態;以人才為第一資源,培育戰略科技力量;以全球視野布局前沿領域,推動科技成果惠及全人類。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科技實力與經濟實力、國際影響力的系統性躍升,筑牢國家發展安全屏障。
- 從“物質富裕”邁向“全面富裕”
在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之后,中國仍需著力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通過“擴中提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提升共同富裕的質量與層次,實現人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全面豐富。
2030年我國人均收入與瑞典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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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
預測值/時間范圍 |
關鍵假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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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中國人均GDP |
約16.5萬 - 17.5萬元人民幣 |
年均名義增長率維持在4%-4.5%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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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瑞典水平的時間 |
大約在2040年至2050年之間 |
中國保持中高速增長,瑞典保持低速增長,匯率相對穩定 |
- 從“中國實踐”升維為“全球貢獻”
中國可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多邊平臺,積極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分享人民經濟的發展經驗,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體而言,依托“一帶一路”合作機制,支持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與民生改善,推動形成互利共贏的國際發展新格局。 - 從“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應持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干部選拔機制創新,拓寬選人用人視野,面向全球吸納高層次人才。同時,不斷擴大人民群眾在干部選舉與監督中的參與范圍,強化對公權力的社會監督。
要著力破除要素市場化配置、壟斷行業改革等深層次制度障礙,充分激發人民經濟的創新活力與發展潛能,確保經濟發展成果更公平、更廣泛地惠及全體人民。
結論:
人民經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中國經濟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務實的政策實踐和持續的治理創新,將人民需求轉化為發展動力,使人民參與匯聚成創新活力,以科技進步為手段,以共同富裕和精神文明為根本目標,把人民福祉作為衡量發展的重要標準。
人民參與的核心在于保障其在經濟決策及相關干部選舉中的權利,切實落實人民群眾的選舉權與監督權,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今后我國需要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低收入群體的勞動收入,注重體制內和體制外退休工資的一致性。
該模式不僅助推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為全球治理貢獻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國智慧。
人民經濟有效克服了資本主導所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均問題,尤其注重防范和糾正國外資本通過非法手段對我國經濟秩序的侵蝕,有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社會大局穩定。
展望未來,隨著共同富裕目標的穩步推進以及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日益深化,人民經濟必將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與更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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